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美国天定命运观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命运论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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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了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他们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他们彼此的相亲，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

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彼此道德混同齐一，辗转相合有如符契。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

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给予的是天，告知的是神，玉成的是命运啊。

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

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太公，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

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他说的话，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没有一个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汉高祖，他说的话，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没有一次受到抗拒。

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项梁时就笨口拙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君臣合离的原因，就像神明之道一样。

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姓名被史籍记载，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

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山川为之出云一样。"

《诗经》说:"中岳嵩山降下神灵，生下了吕侯和申伯。就是吕侯和申伯，辅佐周朝成了中坚。"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

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周幽王被褒姒惑乱，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叔孙豹宠信竖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吉凶成败，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

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说:以文德受命的人，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以武功兴起的人，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

所以在幽王、厉王之间，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齐桓、晋文二霸之后，礼乐就衰落下来;文德浮薄的弊病，渐渐地在灵王、景王时产生;巧辩欺诈的风气，在七国时形成;极端的残暴，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看重文章风尚，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

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即使是颜回，冉有这样的大贤，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在洙水、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孟轲、孙卿，那样效法颜、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从容奉行正道，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

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而无法再加以援救。

像仲尼这样有才能的人，其才能却不合于鲁国、卫国的需要;像仲尼这样有口才的人，其言在鲁定公、鲁哀公那里却得不到施行;像仲尼这样谦逊的人，却被子西所妒忌。

像仲尼这样仁爱的人，却同桓魋结下了仇恨;像仲尼这样有智慧的人，却在陈国、蔡国受到了委屈困厄;像仲尼这样有德行的人，却从叔孙武叔那里招来了谗毁。

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却不能比别人更尊贵一些;言论主张足以治理万世，却不被当时的国君信用;德行足以应合神明，却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先后应聘于七十个国家，却没有碰上一个合适的君主。在各国之间到处急奔，在公卿之门遭受屈辱，仲尼就是这样得不到君主的赏识。

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仰慕先圣之道、具备先圣长处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却厚遇自己培养高名，其声势倾动了国君。他所游历过的诸侯国，没有哪一个诸侯不驾着四马大车登门拜访;即使是登门拜访的人，也还有不能坐上宾客位置的。

仲尼的弟子子夏，是一个登上了正厅但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隐退告老在家，魏文侯拜他为师，西河地区的人们，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归附，把他同夫子相提并论，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言论妄加非议。

所以说: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而后来的君子，固守着一个国君，叹息于一个朝廷，屈原因此而自沉湘水，贾谊因此而悲哀发愤，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了。

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居于高位时并不生疑。其身可以受到压抑，而其思想却不能受到损害;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挤，而其名誉却不能够丢失。就像水，疏通它就成了江河，堵塞它就成深渊。升到云上去就变成雨下落，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润泽。

本体清纯用之洗涤万物，不会被污浊淆乱;在受到污浊包围的情形下救助万物，其清纯不会受到损伤。所以圣人身处困厄和显达就像没有区别一样。

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所以树木高出树林，风肯定会把它吹断;土堆突出河岸，急流肯定会把它冲掉;德行高于众人，众人肯定会对他进行诽谤。前车之鉴不远，后来的车也继续翻覆在前车翻覆的路上。

然而志士仁人，还要踏着忠直之路进行而不后悔，还要坚持独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这是为什么呢?目的是要以此实现自己的志向，成就自己的声名。为求得自己志向的实现，而在险恶的仕途上经受着风波;为求得自己声名的成功，而经受着时人的诽谤议论。

他们之所以身处这样的境地，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

子夏说:"死生是由命定的，富贵是由天安排的。"所以思想将要得到推行的时候，生命将要显贵起来的时候，就像伊尹、吕尚在商代周代兴起，百里奚、张子房在秦国汉朝被任用，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会得到，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

而思想将要废弃不用的时候，生命将要微贱的时候，难道只是君子为之感到羞耻而不肯有所作为吗?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干也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贵人的意见不管对与不对，赞美之声都像水流淌;贵人的言论不管可行与否，应对之言都如响之应声。以窥看盛衰作为精神，以或向或背算作变通。

权势集于某人时，前往追随就像赶集一样踊跃;某人失去权势时，背弃而去就像脱鞋仍掉。他们有话说:"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切?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重要?"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夸耀其车马侍从，贪求其金玉布帛，沉溺其音乐美色，左顾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

只看见龙逢、比干失去了生命，而不想想飞廉、恶来也被灭掉了家族。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也被诛灭。

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遇到了以牛车安葬的灾祸。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所以这些通达知命者的谋虑，各人都是没有留下余地的。

那么要问:大凡人们之所以奔走竞争富贵，是为了什么呢?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尊贵吗?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必须权势吗?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董仲舒门庭冷清。必须富有吗?

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不如颜回、原宪检束其身。是为财物吗?那么拿着勺到河边饮水的人，不过饮个满腹，离开屋子到外面淋雨的人，不过淋湿身子，超过了这个需要的河水雨水，是无法再接受的。是为名声吗?

那么善恶记载在史册上，诋毁赞誉流传千年，赏罚由天神的意志所支配，吉凶对于鬼神最明白，这本来就是可怕的。将要以此来愉悦耳目快乐心意吗?

譬如命御者驾车游览五都的人，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货物全都陈列在那里了;提着衣裳登上汶阳的山丘，就可以看到天下的庄稼像云彩一样多了。

挽着椎髻的士兵守卫敖庾、海陵两座粮仓，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粮食堆积在眼前了;插上衣襟登上钟山和蓝田，夜光、玙璠的珍贵就可以看到了。

像这样，东西特别的多，而归自己所有的又特别的少;不爱惜自己的品节，却爱惜自己的精神;大风骤起尘埃飞升，尘埃飘散却不停止;六种疾病等在前面，五种刑法跟在后面;利害产生在左面，攻夺出现在右面;却还自以为看清了生命和声名的亲疏，分清了荣耀和屈辱的主客呢!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所以古代做王的人，只用他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不是用天下来奉养他一个人;古代做官的人，是利用官位施行他的义，不是因为利禄贪求他的官位。

古代的君子，羞愧得到了官位却不能进行治理，不羞愧能够进行治理却没有得到官位。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其区别十分显然，所以君子要舍彼而取此。

至于出来做官和归隐要不违其时，静默和说话要不失其人。天体转动众星运转，而北极星仍停留在老地方;璇玑像车轮一样不停转动，而衡星像车轴一样仍居中执掌。

既明白事理又知识渊博，以保全自己的节操，将这长远的谋虑留传下去，以安定保护好子孙，以前我祖先的朋友便曾这样做了。

原文：

《命运论》李康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

故运之将降，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

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

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

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

故彼四贤者，名载于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

《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ビ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

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

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

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雠于桓，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

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已养高，势动人主。

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

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

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沉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

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

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途，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

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戚施之人，俯仰尊贵之颜，逶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

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洁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

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王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算也。亦各有尽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而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

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

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纟介而守敖庚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披衽而登锺山蓝田之上，则夜光之珍可观矣。

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

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

天动星回，而长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命运论》，又名《运命论》，创作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群雄争霸、动乱杀伐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人们的命运如同原野上的秋草，枯荣只在瞬息之间，文人的受害，自然首当其冲。

魏晋南北朝时期，探讨命运的文章特别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文人们越是对命运感到迷茫、畏惧，便越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探索命运的奥秘。作者生于魏晋之际，有感于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把这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发为此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康

百度百科—《运命论》

《运命论》全文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降，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闇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雠于桓，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已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沉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途，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戚施之人，俯仰尊贵之颜，逶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洁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王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算也。亦各有尽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而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纟介而守敖庚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披衽而登锺山蓝田之上，则夜光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长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是惯用措词，表达美国凭借天命，对外扩张，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昭昭天命最初为十九世纪时的政治警句（catch phrase），后来成为标准的历史名辞，意义通常等于美国横贯北美洲，直达太平洋的领土扩张。

天定命运一直是笼统的观念而非一个特定的政策。如果再加上领土扩张主义，此词也包含美国卓异主义、罗马式国家主义、与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性等信念。许多白人在论说天定命运时专注于最初的美式扩张主义，其他人则认为该词表达拓展疆域为美国对这个世界的‘使命’，其使命的内容在不同的年代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恩斯特李图弗森(Ernest Lee Tuveson)总结这些各式各样的可能意义，写道：“天定命运”一词内涵括广阔繁复的观念、政策、与作法。彼此间既无预期般的兼容，出处也各自不同。’

‘天定命运’一词最初由1840年代杰克森式民主的信徒所使用，用以宣传兼并今日的美西地区（奥勒冈属地、兼并德州、与墨西哥割让）。该词于1890年代复由共和党支持者用以在理论上作为美国介入北美洲以外事务的理由。昭昭天命曾是政治人物的惯用语，但许多评论员相信，其观念在廿世纪持续影响美国政治观。

本条目并非美国领土扩充史，或拓荒者西向垦殖美国边疆的故事。昭昭天命是对西向扩充运动的一种辩解或理由；又或者是一种促发其进程的意识型态或学说。本条目为昭昭天命此一观念之沿革，及其对美国对外扩张之影响。

词语的起源

这个用以表彰显而易见（或无可否认）的命运之词句由纽约市记者约翰·欧苏利文(John L. O'Sullivan)于其‘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杂志1845年七—八月号刊杜撰而出。在一篇名为"‘兼并’(Annexation)"的文章中，欧苏利文呼吁美国将德克萨斯共和国并入联邦，他写道：‘吾等尽取神赐之洲以纳年年倍增之万民自由发展之昭昭天命。’(原文："our manifest destiny to overspread the continent allotted by Providence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our yearly multiplying millions.")论战之后不久，兼并德州成真，但欧苏利文首次写出的‘昭昭天命’一词并未引人注意。

欧苏利文之第二次使用此词则变得极富影响力。他于1845年12月27日在其‘纽约晨报’论及与大英帝国在奥勒冈国持续不断的边界纠纷。欧苏利文论断美国有权主张索求‘奥勒冈全境’：

而该主张乃据吾等昭昭天命之义，尽取并支配神赐之洲以大行托付于我之自由权利与联邦自治。

（原文：And that claim is by the right of our manifest destiny to overspread and to possess the whole of the continent which Providence has given 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experiment of liberty and federated self-government entrusted to us.)

也就是说，欧苏利文相信上帝（神赐之洲，Divine Providence）赋予美国广布共和民主遍及北美洲之使命（大行自由权利，"the great experiment of liberty"）。对欧苏利文来说，既然大英帝国不会利用奥勒冈以广布民主，不列颠对这块土地的权利主张可以忽视。欧苏利文认为昭昭天命为道德观念（天条，"higher law"），足以盖过一切顾虑，包含国际法与国际协定。

欧苏利文原来对昭昭天命的构想并非强取豪夺以扩充领土。他相信美式民主的拓展势不可当，会随著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迁移各处而出现而无需涉及军事行为。欧苏利文不赞同于1846年爆发的美墨战争，然而他相信战争的结果将惠及双方。

欧苏利文并未始创昭昭天命的概念；其措词虽为此一于1840年代颇得人心的情怀提供有力的称号，其概念自身并非新创。且欧苏利文虽为鼓吹此种思想的先锋之一，其他许多作者曾使用不同的词句来描述同一概念。美国报业于1840年代的成长，尤其是煽动性的八卦报刊（penny press），是昭昭天命等概念广为散播的重要因素。

当时欧苏利文自己并不晓得自己创造出了新的警句。此词由辉格党引用以反对执政的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总统后，广为流传。1846年1月3日，罗伯查尔斯·温梭普(Robert Charles Winthrop)众议员于众议院内嘲弄这个观念，他说道：‘我想，除了全洋基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容许散播昭昭天命之义。’对于昭昭天命的拥护者们引用‘神赐之洲’来为基于俗世利益的作法辩护，温梭普是众多的批评者中的首位。

民主党不顾这些批评而接受该警句。它迅速流行，其出于欧苏利文杜撰一事终为人所遗忘。欧苏利文于1895年默默无闻地撒手人寰，约当其警句为人复用之时。直至1927年，方有历史学家确定此一警句出自欧苏利文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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