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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

1、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2、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

3、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操形象。

1、曹操：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

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

一、讲史文学之源流

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作者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又封面有“甲午新刻”四字，学术界大多认为并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之刻本；乃书商故弄玄虚，实是元至正十四年或元明易代期间之产物。因为上、中、下三卷，每卷最后一页或二页之前，均故意漏刻二至三页故事，但页码却连接而无中断，明显是书商偷工减料，为欺骗顾客而做的手脚。删节本通常都是为了减省成本而印制的。

鲁迅称宋之说话人多高手，而不闻有著作；现存讲史平话多为元人作品（1982，127页）。其中《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均具备《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是其雏形。

总括这一小节内容：中国讲故事的源流很早，宋代说书人尤其喜欢讲史。北宋时已有霍三究以说三分著名。但三国故事的零星片段流传甚早，于唐代已有记载。宋人致力增饰铺张，因而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现存《全相平话三国志》是元人作品，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胚胎。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

这一节“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提供的资料，其中涉及争论的问题甚多，建议不要死记材料，知其梗概便可。

作者

在漫长的专制帝王统治时代，很奇怪的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一直遭受正统文士的忽略和歧视，以致这类作品多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出现。其作者或用化名，或不留名，总是难得清清楚楚知其生平，使人遗憾。我们这个课程选讲的几部巨著，其作者无一不有类似的情况。

《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说是罗贯中。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说：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四是庐陵人。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太原说

明佚名《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二、杭州说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三、东原（东平）说

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83，240-265页）从元代赵偕（字子永，慈溪人）《赵宝峰先生集》卷首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三十一门人中找到罗本和高克柔二人，认为罗本即罗贯中。这涉及《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是东平太守陈文昭，何以如此？原来慈溪县令陈文昭向邑人赵宝峰执经请业，行弟子礼，宝峰以治民事告之。因此清人编《宋元学案》就将陈文昭也列为宝峰先生门人，于是不难解释《水浒传》唯一好官是陈文昭之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罗贯中分明是罗本，东平是其父母之邦。把这个好官说成是东平太守，王利器认为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

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谭洛非编，1992，119-130页）也从《赵宝峰先生集》和《宋元学案》找寻资料，认为罗贯中原来名本，字彦直，东平人。元亡后投奔居于浙江慈溪的兄长罗拱字彦威，罗拱为宋宗室后裔赵宝峰的门人，所以罗本也师事赵宝峰。贯中恐是别号。

至于罗贯中的生平，有以为是南宋人。有以为是元未明初人，《漫稿》以为元未明初人这说法较合理，理由是元末明初动乱的经历和作家的政治抱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实质的影响。以下引述周邨、冯其庸、章培恒、周楞伽等人的说法：

—、南宋人（周邨）

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85，76－82页）一文，认为“罗贯中可能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其说可约略参考前面“讲史文学之源流”一节我们所引周邨的意见。

二、约生于 1295年前后（冯其庸、章培恒）

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1991，80－93页），认为既然罗贯中与葛可久并提，葛是元人，罗当然也是元人。从《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大约生于元贞元年（1295年）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前后，大约活了八十五岁。

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1982，第三期，120－126页）坚持以书中今地名来考证一本书的成书年代，并藉以追查作者在生时间，他认为《三国演义》约成书于1329年前后，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三、约生于1330年（鲁迅、周楞伽）

鲁迅《史略》（129页）认为是“元明间人”（约1330-1400年）

周楞伽《小说札记》（1981，第四期，76－82页）同意鲁迅的说法，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且可能是慈溪人。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著有杂剧三种，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主要有四说：一是宋或以前，二是元代中期，三是明初，四是明中叶。无论如何，因为不能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则写作年代就无法跳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成书年代必须结合罗贯中的生卒岁月来看。

一、宋以前说

周邨主张《三国演义》成书于宋或北宋以前，我们前面已引述他的说法（见本单元，第3页）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1991，94－108页）一文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并认为罗贯中生卒年约为1300年至1370年，而嘉靖刊本可视为罗贯中原作。

三、明初说

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3，280－295页）一文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同意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他还认为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以齿序排名，罗本处于第八位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王桓（1314年生）之间，生年约在1315年至1318年之间，卒年估计在1385年1388年之间。开笔时罗本贯中约五十馀岁。

四、明中叶说

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1983，266－279页）一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手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光是抛开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来立论的，这样就不必顾虑成书年代是否与罗贯中生卒年配合。如若结合罗贯中生平来看，以第二和第三两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如果第四种说法合理，则明中叶是开始流传的时间。

版本

—、嘉靖本

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各则题目唯七字。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

二、志传本

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三、李评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画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

四、毛本（毛评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应该注意的是，李悔吾认为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工方面则大大超越以前各本。

这四个版本系统，总归起来，实际只是三种而已：一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三是毛评本系统。至与“李评本”因为被毛宗岗修订后已融入毛评本，跟毛评本应属同一系统。目前书坊排印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毛评本系统，不过在校勘时通常会参考嘉靖本的异文做些改动。

三、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

晋陈寿编撰《三国志》，刘宋时裴松之引书四百馀种为之注。我们知道魏晋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盛行，品评人物总须根据具体事迹；后来《世说新语》更具载不少魏晋时期各种人物的妙人妙事。品评人物风气流传一段时间，影响所及，许多人对于当时人物的言行十分熟悉。在谈说过程中，一方面兴趣浓厚不减，而口耳相传之间又增添讲者的主观意见和个人色彩，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刻画遂有越来越精彩的现象。

例如说两晋南北朝记叙、描写、歌咏三国故事和人物的文献有三十多种。这是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一定不止此数。

唐代论述三国的诗文一百四十多篇，宋代则有约八十篇。这些也都是指今日所知材料而言，当时出现而遗佚的必定更多。

元朝除诗文外，元杂剧以三国故事入戏的有六十多本。这更值得注意，一是当时三国故事个别片段巳发展得很成熟，才能编为戏本，二是戏比诗文流传更广泛，影响更大，与小说发展变作互为因果。而宋以来流传的说三分，此时成为平话小说《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更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基础。

《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但原来的故事却是零星存在的。这些零星材料如何最终组织成长篇巨著，实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这过程可说是年深月久。由于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则《三国志》成书后就无须再编撰甚么《三国演义》了。当然《三国演义》的取材，既有直接取自《三国志》的，也有间接取自《三国志》的注文以及其它六朝文献的史料，更多的则是后世已敷演充实的（俗语“加料”）故事材料。尤其是元代戏剧作品，已将三国故事贯串成有血有肉的生命。综论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史料，包括历史人物的出身、言行等记录和传说。陈寿《三国志》录取其中一部分做材料，编撰正史，但更多的材料则遗留在文人笔下或民间。

第二个阶段是《三国志》成书后初期，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因为去三国未远，仍有大量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但故事内容大约无可避免开始出现增添或转变的情形。

第三个阶段是唐，宋时代文人的歌咏和说故事者的敷演，前者可使故事传说走向理趣，后者则使零星故事组合成较长的单元。

第四个阶段是元剧作品。元代许多剧作家都尝试将三国故事敷写成情节精彩的剧本。就以吕布和貂禅的故事为例，现存的剧本有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残缺），于伯渊有《白间斩吕布》。另外元南戏有《貂蝉女》（残缺）。见微知著，可以估计元剧作家对全部三国故事发扬光大之贡献。

第五个阶段是罗贯中的成书。“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确是的论，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成为巨著。这当中实际上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在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作者，也同样功不可没。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坊间流行的《三国演义》毛评本在书前有一篇《读〈三国志〉法》。这是一篇教人如何欣赏《三国演义》的文章，包括内容和文学技巧的剖析。当中不是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可不读。

主题思想

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八九十年间的演变过程。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作者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扬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主调，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毛评本，说“强调正统”是该书主题，应该不会错。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也与作者所处元未明初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

五、《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一、描写战争：二、塑造人物形象；三、结构艺术；四、语言特色。

描写战争

第一点是战争的多样化。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如曹操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漫稿》举了许多例子，建议翻阅原书。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鲁迅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结构艺术

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

但是，在处理长达九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中，由开始至诸葛亮病逝共五十一年用了一百零四回，而后面的四十六年，时间长度其实几近一半，却只用了十六回来概括历史演变，其分量安排明显并不平均。原因何在呢，因为《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前五十年正是蜀汉由无至有，由弱至强，遂能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这些光辉事迹自然值得大书特书，但诸葛亮一死，形势急转直下，蜀汉开始面临溃亡，时日无多，因而篇幅大为缩小。可见作者在结构方面，处理时间这一因素是有轻重之分的。

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蜀、魏之间有战无和，蜀吴之间和多于战，吴魏之间则战多于和。然而重点始终放在蜀、魏这边，对吴国描写是有些忽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三国人物者也有意无意间偏重于蜀、魏君臣方面。换句话说，作者在确定主次方面，也是颇用心思的。

由于《三国演义》是战争小说，描写战争题材，从围绕大小战争故事所形成的特殊情节去观察，也可以理出一个结构脉络。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就尝试这样去分析其结构，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为主线，中间夹杂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战役，贯串了全书，形成一个战争系统（1992，246－273页）。冒忻和叶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共计八回，其间包括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黄盖用苦肉计，孔明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释曹操等一系列小故事，各小重点组成了大重点，成为组织严谨的结构。

语言特色

《三国演义》是用浅白的文言写成的，言简意赅，语气明快。这在封建时代一般稍能识字者，大约均可欣赏，有利于传播。

《三国演义》一书，特别是毛评本，移用了古代文学家很多诗词，与白话文比较，使用浅白文言文，更能够使之与这些诗词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统一和谐。

《三国演义》一书创造了很多成语，引用或自造许多谚语，生动活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

六、《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之影响

《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该书是历史小说鼻祖，后世历史小说不少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二是该书故事精彩，明清以至近世戏剧家多从中取材改编为剧本；三是后世诗文作品取以为典故，或作为咏唱题材；四是《三国演义》语言精警，能丰富后世作家之用语。

梁山泊好汉排座次 1晁天王

一、晁天王：英雄难过义气关

《水浒》中，有两个天王，一个是晁盖，另一个是多少跟他也有些关系的大名府兵马都监李天王李成。书中说李成有万夫不当之勇，只是未见其人出手，不知高低。这里只说晁天王。

说到托塔天王晁盖，我老是会忍俊不禁地想到《智取威虎山》里的那句著名的土匪切口：

“天王盖地府，宝塔镇河妖。”

晁盖绰号天王，而他的成名，又跟宝塔紧密相连。当然，这是闲话。

晁盖原是郓城县东溪村的地主兼保正，为人仗义疏财，好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

书中有一段唱词说他：“威镇边陲不可当”，可能只是在炫耀他的声名之盛。不过，这里的“威镇边陲”四字颇有些费解：因为，倘若从地理方位角度来看，这处于山东腹地的、济州府治下的郓城县，怎么说也算不上是边陲。而考察书中所交待的晁盖的履历，似乎也并没有到边陲从军的经历。倘若将金人盘踞的曾头市视为边陲，那里正是晁盖的铩羽之处，更谈不上“不可当”了。

因此我以为，这“威镇”两字还是改为“威震”，似乎更妥贴些。名声在外，因此像刘唐这样的血统可疑的“赤发鬼”来投奔他，也就可以理解了。

对于晁盖威望的评价，我想晁盖他们一伙在劫取了生辰纲、事情败漏后投奔梁山，随后火并王伦，大家要推举一位新的首领时，林冲所说的一番话，应该最具权威性：

“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

这段话，因为主要是对晁盖他们一伙七个人说的，不存在虚张声势的浮夸，因此估计对晁盖的这番高度评价，兑水的成份不大。

不过，林冲这里提到的“智”，显然是有些勉强了。因为书中唯一能明显见到晁盖之“智术”的，只是他在解救被雷横在灵官殿捉拿到的刘唐时，让刘唐诈称是他的外甥那一段。而晁盖在书中最为出彩之处，还是以一付洒脱，豪爽，慷慨大义的兄长形象，为江湖好汉们所尊重的。因此我觉得，这“智”字应改为“义”字，才算更得体。

至于那“勇”字，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怀疑的。虽然天王在书中真正出手的时候只有三次：劫取生辰纲事败后，边战边退上梁山泊；挺身上江洲劫法场救宋江；力排众议率军攻打曾头市。在这三次战斗中，晁盖几乎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而不是像宋江每次指挥作战时那样，装模做样地回头问一句：“谁人出马力斩此贼”，或是手中鞭子一挥，大家一拥而上混战一通。

我们从曾头市晁盖一马当先杀向敌阵时，手里攥着的是一支钢枪来看，那应该是他的趁手兵器了。看来，他除了在梁山泊下斗济州军马与江洲劫法场时施展的精锐的步战之外，马上功夫也是十分了得的。

而最能体现晁盖神勇的，便是他的绰号的来历：当初西溪村闹鬼，村民听信游方和尚的建言，打造了一尊石塔，镇在溪边，要将鬼赶到东溪村来。晁盖火了，趟过溪去，硬是将那尊石塔，托到东溪来，镇在河边。此后江湖上便称他为“托塔天王”。——像这种不同寻常的壮举，是很容易通过茶馆酒肆，在江湖上传扬开的。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既是尊镇鬼石塔，总该也有千斤重吧，不然的话，那石塔摆在那里，多少显得有点寒碜和滑稽。这样看来，晁盖的气力，其实并不下于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了。武松的气力，《金瓶梅》头回中写道，西门庆见了他，称他身上“有不下千斤的气力”。而在沧州牢营时，武松为了向施恩炫耀武力，玩耍起插天王旗的青石礅，将它掷起来一丈多高，那石礅是五百斤左右。而晁盖则是托着石塔趟过溪水，也可见神力。

因此，晁天王出手的机会虽然不多，但他的武功，却不能不让人侧目。

有意思的是，像晁盖这样一位有财有势的大男人，却终身不娶妻室，看来是不愿意受到家庭的羁绊了，或许有其它的原因。梁山好汉们似乎大都不近女色，有了妻室的，也不大垂怜关顾，比如卢俊义，也是整天在练武场上打熬气力的。这几乎成了当时江湖上的一种时尚，——如果不说它是一种男人们的游戏规则的话。

像周通，王英这等缠绵于胭脂阵中的货色，精气不敛，自然在拳脚上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而像宋江，卢俊义，杨雄等人，有了妻室或外室，也都是有名无实的，自然难免要红杏出墙了。

从这点来看，我以为晁盖还是比较明智的。酒色两字，江湖上的好汉是只认酒，不认色的。而在梁山泊，你要想坐第一把交椅，没有妻室，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筹码，不然头领们便要怀疑你革命的决心，——这几乎就像“投名状”一样的严格。试想一下，当大家都在厅堂上畅叙平生本事，大碗喝酒，较量拳棒的时候，你却“女曰鸡鸣，士曰未旦”的，躲在温柔乡中缠绵，众多头领们还不焦躁起来？！不定等你下了山寨去征战的时候，像“小霸王”，“矮脚虎”之流的角色，却乘醉摸入你家的销金帐，也未可知。这是闲话。

以江湖上的标准衡量，晁盖算得上是条堂堂正正的好汉。但是，正是那个要命的“义”字，却将他拖入了死亡之途。

在江湖上，很多人都是为了一种信仰或者准则活着的，他们把这种信仰或准则看作是自己规范游戏规则的出发点，因此，他们经常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去维护它。

晁盖便是这样的人。

前面说过的，晁盖是个仗义疏财的人，就是因了他要维护“仗义”这一江湖上最重要的游戏规则，他把自己卷入了一场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劫取生辰纲的弥天公案，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所以说，好人难做。出了名的好人更难做！

显而易见，晁天王既是个疏财之人，自然不会当真垂涎那笔生辰纲，将那十万贯钱财看觑在眼里（尽管原先他的仗义疏财，也不免有像宋江那样放长线钓大鱼的嫌疑）的。当然，他之所以要冒大逆不道的罪名，去打劫这笔不义之财，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劫富济贫”。

——众所周知，历史上真正履行“劫富济贫”这句冠冕堂皇口号的，实际上并没有几个人。这句话更多的时候，只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做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后来白胜和三阮分了应得的那一份回去了，而留在东溪村的晁盖，吴用，公孙胜三人，在事发后逃向梁山泊时，还让手下挑着六，七担金银财宝，看来他们并没有将钱财拿去“济贫”。

这里顺便说一下，像阮小七说的那句著名的“若是有识得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的”的豪言壮语的前提，其实也就是“能够受用得一日”的游戏人生，醉生梦死的一种粗俗的平民意识，而不是要行天道。

当然，你如果将它牵扯上革命性的行径，那么自然就有它的别开生面的闪光点了。因为革命是个极端混乱的概念。

因此，晁天王之所以愿意冒着身家性命，去趁这趟浑水，纯粹是出于一种基于“义”字准则的游戏心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人家既然要冒死给你送来一套富贵（这可以看出“济贫”之虚妄了），那显然是将你当作知交了。你倘若不受理，便要吃天下好汉的耻笑，尽管这套富贵在由信息灵通者传递上门的时候，连八字都还没一撇，但是晁盖还是忍不住喝彩一声：“壮哉！”，便欣然笑纳了刘唐、公孙胜前后送上门的两张空头支票。

从这一点来看，晁盖也算是被逼上梁山的。只是逼他上梁山的，是那个重若千钧的“义”字。

在接下来劫取生辰纲的策划和行动中，晁盖成了这个抢劫团伙实际上的领袖和整个行动的灵魂人物，虽然其中大多数的布局，都是不得志的私塾教授吴用安排的。

作为师爷，吴用对命运的选择余地，远要比领袖人物大得多。这是闲话。

晁天王在被扶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后，他的形象，有点像如今的以色列，德国，印度，新加坡等国的总统一样，是形同虚设的元首，被架空了。他的手里几乎没有什么实权。他的过于坦率的“义”性，与内敛的、薄弱的领导能力，致使善于看风使舵的投机秀才吴用，最后决定转而投向宋江，勾搭成宋吴两人的铁杆配档。

还道村中乍然一现的九天玄女娘娘，在授予宋江三卷天书时，就曾明示该书“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

这是在意识形态上对晁盖的架空。连上苍都不惠顾晁盖，那么，他也就失去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神授的权力。他必须被赶下梁山的领袖位置。

晁天王仅有的两次率军下山作战，都是出于一个“义”字，也可以说是激奋。像他这样以“义”为胆的豪杰，眼睛里哪里容得下一粒沙子？！前者，他是为了上江洲法场解救宋江，后者，则是要讨伐曾头市，想狠狠出一口鸟气，同时给点颜色让众头领看看，他晁盖的“托塔天王”可不是浪得虚名。没想到，却竟然出师不利，出征曾头市，竟然成了走麦城。

曾头市的那伙女真民族地方武装，不但蔑视了梁山泊好汉群体，也公开不将晁盖他个人放在眼里。而更可能的触发动机是，他早已窥透了宋江对他的声望，日渐构成的强大威胁。因此，“锦毛犬”段景住要将偷来的宝马献给宋江、而不是他，以及曾头市对梁山泊公然提出挑战时，实际上正好触及到他深藏的那根敏感不安的神经。——他一直以义待人，但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却将他的“义气”严重地兑了水！

于是，一向神定气闲的晁天王怒气干云，他不顾出师折旗的忌讳，断然拒绝了众头领的规劝，——这些规劝中，不乏一些虚情假意，——决意出征。

在金沙滩上，众头领劝告晁天王偃旗息鼓，罢兵回寨时，我想，天王肯定感受到了一种孤独：他可能想到了，在梁山众头领的心目中，他是担当不起统帅的作用的。只不过大家想借用折断旗杆的预兆，来奉劝他知难而退。

这一点，可能让天王极为伤心。这就像一只猛虎，被劝告回到猪圈里去一样。因此，他才要冒死也要去曾头市走一遭。

这一次，晁盖是真的生气了。他想从权力掌握的被动状态，转为主动状态。但是，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宋江的羽翼已经丰满。政治讲究的是快刀斩乱麻。晁盖缺乏的，正是这种强厉的眼光。

实际上，悲剧在晁天王挑选将领时，便已经宿命般地开始了。大家来看看下山头领的名单，就可以瞧出一些端倪了：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横、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这些头领中，真正会倾力帮上天王一把的，可能只有林冲，刘唐，阮氏三雄。呼延灼是投了宋江的，杨雄，石秀当初上山时，差点被晁盖砍了头。像杨雄这般连自己的老婆都能解剖得下的人，他还会倾力相助晁盖吗？！

而当年劫取生辰纲的八人小组当中，只有吴用和公孙胜这两个智商偏高的人，却莫名其妙地落选了，或者干脆就是他们知难而退，悄然地躲到了一边。

这是让人相当寒心的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我想，晁天王在断气前，定然是不会原谅他的这两位最初的亲密战友的！吴用至少知道晁盖是有勇无谋的，此时，真正能在死神面前拉一把晁盖的，也只有他了。但是，他选择了退避。

或者吴用在想，借刀杀人，是除掉晁盖的最微妙的方式。他跟宋江的事业要成功，就必须摒弃晁盖。现在机会来了。

而晁天王的阵亡，恰巧也在反面给宋江增色了不少：大家看看，跟晁天王相比，还是宋某厉害吧？！俺战无不胜，可是晁大哥呢？！

可以看出，这个世界不是属于率真的正气的，强者也未必便是才能出众的人。世界的阴暗面，跟它的正面一样，同样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合理性。

因此，天王在临终前对宋江留下的那最后一句话：“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便很有份量了。

晁盖说出这话时，虽然显得气若游丝，但是却意味深长！人生难得糊涂，不过，更难得的是一时的清醒！晁盖在临终前，才明白所谓的“义”字，是多么的沉重。

宋江是一刀笔小吏，没什么惊人的武功，晁盖认定他是捉不住史文恭的，因此当众留下此遗言，分明是不想传位给宋江，也是想让这个处处暗算着他的把弟，好好地难堪一次。

但是，天算不如人算。宋江有吴用这么个铁杆军师在一边出谋划策，虽然费尽周折，他毕竟最终还是坐上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

不知晁天王在天之灵，当作如何之想！他所认定的游戏规则，未必就适用于另一种游戏规则。这可能是他生存的最大悖谬！

诗曰：

“威镇边陲不可当，梁山寨主是天王。

最怜率尔图曾市，遽使英雄一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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